学术|倪柝声纪念会议系列（二）：倪柝声与中国基督教的“实业自养”经验

11月5日，“薪火相传百年祭学术研讨会系列——倪柝声纪念会议”通过网络进行。本次学术研讨会由洛杉矶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中国基督教研究》与创欣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研究所共同举办。

在本次研讨会的第三个主题中，主办方邀请了来自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的郭荣刚教授，郭教授为与会者分享了“倪柝声与中国基督教的‘实业自养’ ”这一主题。

国内外学术界对倪柝声作为中国本土神学家研究甚多，却对他经营生化药厂的形迹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了，导致所得倪氏之形象并不完整。事实上，倪氏生化事业是倪柝声的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不仅对我国医药发展贡献甚巨，也浮现出“学人”倪柝声的另一重面相，生化企业经营活动展示了这位神学家所具有的进步科学观与社会观。

一、学人之志业

生化药厂前身为1931年创办的综合制药厂，后经“三次开张三次收歇”。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12.8、8.13会战中，生化药厂前身“新生药厂”向中国军队赠送伤药，这样的支持中国军队抗战的行为引起侵华日军的极度恼怒，扬言占领上海以后要报复新生药厂。

生化药厂前期的开张和收歇体现了倪柝声的“报国心切”，还反映了倪柝声想要提升中国制造的雄心。他自诩经营药厂，尚未失尽“书生本色”，要制造出“中国最好的药”，因此对倪柝声来说，生化药厂是一个非常有志愿的事业。

倪柝声将制造中国最好的药作为创办药厂的目标，而且自信认为在这个方面“稍有成就”，其底气来自于当时倪柝声极其家族所延揽过来的中国最重要的一些化学家。圣约翰大学化学系主任的程有庆教授、辅仁大学化学系主任萨本铁均被倪氏聘请为生化药厂研制药物，倪氏的弟弟倪怀祖本身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化学系的硕士。1943年，生化药厂对外披露了该厂由两名硕士主持维他命C重要药品的研究。同时，与生化药厂合作进行研究的还有包括北京的辅仁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等优秀大学。

在当时科技落后、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国人往往看不起本国制造却对外国进口情有独钟。而倪氏却劝诫国人不要盲目的崇拜外国月亮，对此他说，“外国月亮千回好，也让中国月亮好一回。…… 只要是洋货，不管其质量如何，无不被认为比国货好。只要是国货，好也坏也，定规不好。”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生化药厂不仅在国内率先推出了维生素K5、DDT、避倦丸、两窍通等中国知名新药，还出品有治疗胃酸过多的闭呃灵，作为强心剂的可固丁针，治疗消化不良的台命液片，治疗咳嗽的一服舒液、高粱得针（葡萄糖），用于肝精补血的千元针，局部麻醉剂秤抗针，治疗妇科疾病的倚思屏针，安眠药片绕时榻片等等。生化药厂是民国时期国内生产磺胺类药品最齐全的药厂。

磺胺类药品对于消炎治伤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当时奋力抗战的中国军队价值很高，贡献良多，倪氏的生化药厂因此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生化药厂所产的药品质量优良，因此上市之后很快就引起了上海人的兴趣，很多人大肆购买和储存生化药厂的药品。对此，倪柝声曾经连续刊文，告诉那些囤药的人们“药囤旁的货色，我们不能管；但是千万莫囤我们的药！因为囤了赚钱，良心不安；囤了不赚钱，要怪我们；吞而不卖，也许有些药品不能久藏。这又何苦？所以最好是别囤我们的药！”

当时一家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日报名声颇好，然而不知因何缘故，该报纸的编辑部长期以来不断受到苍蝇的深深困扰。但是当他们使用了生化药厂生产的DDT以后，竟然彻底解决了蝇灾，从此再也没有苍蝇前来困扰他们了。该报记者感觉此番经历相当神奇，为此还特别刊发了一篇社评，在社评中，该报记者以幽默的行文表述了他们曾经所经历的苦恼和生化药厂DDT效用的神奇，为生化药厂免费打广告。“现在能用双手在打字机上，不像从前须另用一手去打苍蝇。”

二、学人之态度

1943年3月29日，倪氏在生化药厂所发表的一篇公告中写道：“我们以治学的精神开办药厂，花了不少的人力、财力与物力，去研究与制造。不但是求营业发展，也希望对社会有所贡献。我们研究维他命K5，自制维他命K5，就是根据这种精神制作的。我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多数原料都能够自造，无需仰求于外国。我们自信这并不是梦想，因为学无止境。”

倪氏在1942年就提出了自己的《生化信条》，（一）不作市侩；（二）不制造秘药；（三）不做无聊宣传；（四）重制造不重改装；（五）求物美不求价廉。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日军封锁中国沿海，原料与成品药物都难以获得，此前一直习惯于进口的中国制药业不得不自己进行药品研究。倪氏分析了当时国内的制药业状况，认为这是中国药业发展的良好机会，过去中国药厂对从事研究工作十分少见，原因在于“良一吾国科学落后，设备不周、人才缺乏所致。”

生化药厂经营过程中，始终不断推出新药。1946年9月，倪氏发布《每周一药启事》称，要将几年研究的心血，贡献给社会，希望在此后每个星期都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新药问世。

倪柝声说：“我们开药厂的，不外着眼两个方面：（一）学术研究方面：一研究世界新药，跟随科学潮流为目的。（二）营业方面：以赚钱为目的。这两方面很难同时并顾。因为就赚钱着眼，最好办法是出品很少种数的药，将这几种药做出牌子，既省力又容易赚钱。但另一方面，就学术研究着眼，就不能这样办。因为科学是日新月异，世界新药出品是层出不穷。我们要跟随时代进展，我们要研究，我们要使世界上一切的新药我们都能自己制造。可是这样出品种多了，牌子就不容易做出；并且新药需量少，而要多作宣传工作。在赚钱的立场说来，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生化药厂不敢自夸，我们却有志趣在学术研究方面多得一些效果。抗战期间我们在内地，在北平，在上海都有研究所，由中国著名的化学家主持。几年努力的结果，我们没有地皮，亦没有金条，我们有的是一大叠的药品制造程序。我们的钱大都用在研究上。就赚钱来说，我们是大大失败了。我们持以自慰的是我们在世界潮流上尚不落伍：人家能造的药，我们大都能造。”

生化药厂的广告也能够反映出来倪氏的学人态度。在倪氏《生化信条》第三条有“不做无聊宣传”。生化药厂的广告在当时国内所有厂商的广告中显得十分特别。倪氏甚至力求生化药厂的广告符合学术规范。因此，其广告往往带有引文注释，做到言出有据，生化药厂所做的广告因此呈现出“教育性”特点，而不仅是商业性的广告。